吕文焕在投降蒙古军后，于1273年四月初抵达京城，面见忽必烈。他并不是一个人去的，而是带着与他一同投降的部将们一起。忽必烈随后命令阿里海牙从军中挑选一些有能力、有才干的将士，让他们随同吕文焕一起前往京城。 忽必烈在此后封吕文焕为昭勇大将军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、襄汉大都督，同时，吕文焕的部将们也得到了封赏。当时，宋朝和元朝双方都会追封那些阵亡的将领，并且为他们的家属提供抚慰。 在襄阳，后人为了纪念张顺和张贵，特意建立了双节庙来祭祀他们；同时，在樊城，还建了三贤祠，用来祭奠牛富、范天顺、张汉英，以及和牛富一同投火自尽的部将王福。宋廷还在建康为牛富单独立庙祭祀。 三月，贾似道从李庭芝传来的书信中得知吕文焕投降的消息时，竟然大言不惭地说：“如果皇帝之前让我出督京湖，也许结果就不会这样。”他将责任甩给了皇帝。 由于吕文焕投降，京湖安抚制置使李庭芝被宋廷罢免了职，连他的两个部将，苏刘义和范有信，也被流放到广南。四月初，宋廷派汪立信担任兵部尚书、京湖安抚制置使，同时兼任江陵知府、夔路策应使、湖广总领。 得知吕文焕背叛的消息后，吕文焕的亲戚们也都倍感压力，纷纷上奏请求辞职。四月末，吕文德的儿子，广西经略安抚使、静江知府吕师夔上奏称：“得知叔叔吕文焕投降，令我羞愧难当，无法安宁，恳请辞去职务。如果朝廷允许，我愿意回乡，散尽家产，为国家赎罪。”吕师夔前后五次上奏请求辞职。
五月初，吕文福，时任淮西安抚副使、庐州知府，也因吕文焕的背叛上奏称：“堂兄吕文焕投降，我无法继续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，请求朝廷解除我的职务，让我回乡。”六月，吕文福再次上奏，表示吕文焕是被人威胁才投降的，并非本意如此。宋廷因此命他和李庭芝一起调查此事。 李庭芝上奏说：“根据襄阳前线的情况和从北方逃回的将士们的说法，吕文焕是有计划、有步骤地献城投降，并且为元军策划了攻打郢州的方案，甚至主动请求担任先锋。这些事情有京湖制置司的档案可以证实。” 尽管如此，宋廷依然没有对吕文焕的家人进行任何处罚，反而勉励吕文福要忠诚履职，不辱家门。 与此同时，刑部尚书陈宜中上奏称：“襄樊失守，主要是范文虎逃避战斗所致，请求朝廷将其斩首。”贾似道不同意，仅将范文虎降职为安庆知府。 监察御史陈文龙又上奏说：“范文虎丢失襄阳，却还继续担任安庆知府，这显然是奖赏而非处罚，他应当受到惩罚。”贾似道愤怒，先将陈文龙降职，之后还唆使御史们弹劾陈文龙，将其免职。 不久后，新任的京湖安抚制置使汪立信上奏说：“我上任后，召见了当地的官员和百姓。他们对我哭诉，襄樊之祸，罪在范文虎和俞兴、俞大忠父子。范文虎是禁军指挥，他本应承担解救襄阳的责任，但他却畏战逃避，几乎没有受到惩罚。他的侄子范天顺守节不屈，或多或少为他赎罪。俞兴是个愚蠢之人，气量狭隘、嫉贤妒能，只顾个人私仇，导致刘整叛变，直到今天仍然带来祸害。俞大忠为谋取高官厚禄，竟用钱财行贿，并陷害、杀害父亲的旧部杨政和马忠。即使把俞大忠处以极刑，也难以平民愤。请求朝廷重判俞大忠，以安抚民心。”最终，宋廷只是将俞大忠罢官除名，并将其关押在循州。在贾似道的庇护下，宋廷未能做到赏罚分明。吕文福、吕师夔以及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，仍然身居要职。最终，这种纵容导致了这三人全部背叛宋廷，投降元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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